当时，安徽、四川两省领导的态度谨慎、低调，主张埋头干，少宣传。

1979年初，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，同样小心翼翼。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“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”，记者写文章时设法将“包产到户”改成“包产到组，责任到人”，或是“联产计酬，责任到人”。文章在《安徽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发表后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。一时间，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的位置，引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的不满和反对。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、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形势下，安徽居然实行早已受批判的包产到户、搞资本主义复辟，显然是历史倒退，是方向、路线有问题。有人借用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邓子恢的话，责难安徽的政策是“好行小惠，言不及义”。批评安徽调动的是“资本主义的积极性”，丢掉的是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。

《人民日报》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读者张浩《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，应当稳定》的来信和编者按。编者按指出，“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的制度”，“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、包产到组。已经分田到组、包产到组的地方，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，坚决纠正错误做法”。

《人民日报》编者按引起了争议。万里批评某些县委领导：“生产上不去，人民饿肚子，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《人民日报》？《人民日报》能管你们吃饭吗？”

随后，《山西日报》等新闻单位立即组织文章对安徽的做法开展大批判。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，把人们炸蒙了，引起思想混乱。安徽受冲击最大的是实行包产到组、包产到户的生产队，一下子都暂停了春耕、春播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亲自给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提意见。（未完待续）

我国的农村改革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。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，它不仅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“农业学大寨”之风仍在全国盛行。遭遇大旱的凤阳县小岗村，为了求生存被迫搞起了包产到户，从而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。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结束。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，它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。

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曾深刻地指出：“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。”“一个党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，思想僵化，迷信盛行，那它就不能前进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，就要亡党亡国。”他还强调指出：“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。”

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大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观点，果断地停止使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错误方针，强调拨乱反正，纠正“左”的错误。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。然而，改革之路非常艰难。当时“两个凡是”的“左”的思想仍有巨大影响。

就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前，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，要求以昔阳县为榜样，学习大寨经验，大力推行向大队核算过渡。会后，中共中央印发了49号文件，明确规定：“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，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。”

于是，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，普及大寨县和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。各地农村敲锣打鼓，高举学大寨的旗帜，掀起过渡的宣传高潮。

穷则思变。安徽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，历史上穷得出名。解放后，凤阳县农村搞起了公社化，但依然贫穷。据统计：1956年至1978年，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2亿公斤，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1.36亿元，是典型的“吃粮靠返销、花钱靠救济、生产靠贷款”的“三靠县”。1978年，凤阳县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加上贯彻“左”的政策，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。凤阳县农民对“农业学大寨”没有兴趣，对依靠人民公社“大呼隆”劳动度荒也失去信心。许多人身背花鼓走四方，靠说唱谋生。这一情况，在安徽省其他地方也相当普遍，争生存、保平安，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。秋收秋种时，刚刚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下乡视察，眼看地里无人干活，播种无望，心急如焚。他立即召开省委会议，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决定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，可以借给农民耕种，谁种谁收。并从集体耕地中，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上海农业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shny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805/45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