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几何时，“住户”的概念日渐模糊，以至最终退出我们的行政词典！

古人有“数典忘祖”的警示。一位革命伟人也曾谆谆告诫：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”！

许多东西原本是不应该忘记的，比如说“住户”。

我们这辈从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，对“住户”的概念仍然是清晰的。全国农业学大寨那些年，上级规定干部要联系一个村，定点一个农户，即“住户”。与群众实行“三同”（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），公社干部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不能少于200天。那时，我们都备齐了两套铺盖和生活用品，一套放在公社的卧室里，一套放在农村的“住户”家，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和社员一起挑土筑库，扶犁耕田，裤腿撸得一样高，泥水沾得一样多，辨不出谁是干部谁是农民。驻村干部以家庭成员身份在“住户”家生活，一个在灶台炒菜，一个往炉堂添柴，围在炭火旁唠唠家常，就着咸菜喝个三五盅，分不清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客人，党群干群关系真正算得上水乳交融、鱼水之情！那时，为了推进某项工作，我们也做过一些傻事错事，比如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竟将老百姓的南瓜豌豆等连根拔掉。即便如此，群众总是大度地说：“人，哪有不出错的，一家人不必计较”，一笑了之。

便利的交通拉近了距离，发达的资讯压缩了时空，“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”。信息社会、市场经济时代还需要“住户”吗？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

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，我迎着淅淅霪雨到那播种艰辛收获希望的乡间去寻找“住户”，去捡拾那丢失已久的乡情，去重温那浸染温馨的乡韵。

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刻意安排，新的“住户”竟然与我同姓同宗。户主叫刘辉，论起辈分还是我的晚辈。他中等身材，面色黝黑，留一个板寸头，常年的劳作使皮肤略显粗糙，或许是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的缘故，四十挂零肚皮就翘得老高了，圆嘟嘟的脸上挂满笑容，活脱脱一尊菩萨像。随着社会的开放，农民也有不少接触仕宦商贾的机会，但终究是初次见面，且在他看来我是来自省城的“大官”，免不了有几分羞怯，将手伸向我之前还使劲在衣服上擦了几把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欢迎领导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怕怠慢贵人”。满脸的谦恭和憨厚，一看就是个本分厚道的农家汉子。

我的入住，原本要求节俭，以免给“住户”带来负担。但刘辉却认为这是一种荣耀，为他撑了面子，抬了身份，因而显得特别高兴，像农村办大酒一样杀鸡宰鹅，邀来附近的亲朋好友陪餐陪酒，其情殷殷，其意切切！此时再讲客套就显得有几分做作，加之醇醇的米酒、香喷的腊肉特别诱人，我便脱掉温文尔雅的行套，尽情释放侗家汉子的豪情，与“住户”及乡邻交杯换盏，猜拳行令，起哄逗闹，尽情宣泄，把一个宁静的乡村夜晚折腾得鸡鸣狗吠、热闹非凡。酒酣人醉，和衣而眠。此情此景，不正是我此行要执意捡拾的吗！

刘辉憨态可掬，却特别健谈，话匣子一经打开便很难收住，我只有洗耳恭听他这些年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。

他虽是地道的庄稼人，骨子里却有着不甘现状的冲动，不愿沿袭祖祖辈辈听命信命的屈从，不愿繁衍用艰辛换取清贫的循环。当人们还在沿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轨迹亦步亦趋时，他却开始了对祖先奉为天条的“以农为本”农耕文化的反叛，在十乡八寨的农民中最先爬上田埂，穿起了鞋袜。先是从县城贩些布匹到小镇上卖，一天赚个十块八块的。有了几个钱后便捣鼓着要走出深山去看大世界，邀了几个同样不安分的人蜷缩在货车箱里，灰头土脸地跑到了广州。虽然囊中羞涩，却还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广州着实风光了一把。他们逛商店、看菜场、进餐馆，名为开眼界，实则在偌大的广州寻找自己能够发展的空间，幻想着有朝一日在广州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自己从容的身影，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从广州回来后，他们便确定做贩蛇生意。莽莽武陵山脉，是我国著名的蛇类繁衍栖息之所，为了保护家禽和自身防卫，山民们大多有捕蛇的本领，只要有人收购，货源是不成问题的，菜花蛇、过山风、竹叶青、五步蛇、烙铁头……各种各样的蛇向“住户”家里集聚，再由“住户”雇车运往广州的宾馆酒店。虽然犯禁，经四方打点却也安然。在广州人的食谱中，蛇是待客款宾的美味佳肴，无蛇难成高档宴，野生毒蛇的市场需求量就大得惊人。物以稀为贵，一条蛇从山里贩到广州，身价便涨了几十倍，“住户”们狠赚了一把。于是，他们就转向蛇的人工驯化、工程养殖，追求规模效益，几年下来，便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为一方首富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上海农业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shny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805/452.html